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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中组部原秘书长何载:“实事求是”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基础
文章来源:新京报    作者:    发布时间:2019-10-06 08:05    点击量:83    

  何载个人照。受访者供图

  何载原名容恭,1919年11月生于甘肃成县,今年整100岁了。在革命年代,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何载,意思是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力拉车、负重前行。1936年他参加革命,1938年2月入党,曾在中央西北局工作,1950年先后任中央政秘室秘书、中办秘书室副主任、主任,兼中南海总支书记。1958年至1979年,他被下放到农村,参加劳动21年。

  1976年,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,百废待兴,人民期盼着拨乱反正。次年,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,主持冤假错案平反。随后,何载被调往中组部,任秘书长兼干部审查局局长,具体负责平反冤假错案。1995年退休后,年过七旬的何载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扶贫事业上。

  去年12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授予何载“改革先锋”称号。他被评价为落实干部政策、平反冤假错案的执行者,为广大干部投身改革开放热潮创造了条件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。

  何载说,“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本职工作。总的来说,我是幸运的,只是我蒙受党和人民哺育得多而贡献得少。”

  谈冤假错案平反

  “至关重要时刻,邓小平适时提出‘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’”

  新京报:当时平反冤假错案,具体有哪些阻碍?

  何载:1976年,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百废待兴。人民期盼着拨乱反正,正本清源,平反冤假错案。

  “拨乱反正”这四个字,包含着多少沉重的内容啊!真是征途险恶困难重重。当时,“两个凡是”是最大的拦路虎,到底有多少冤案,谁也说不清楚,胡耀邦刚到中组部就说,“积案如山,步履维艰。”

  另外,平反冤假错案还受到官僚主义和派性的严重干扰。有的领导干部不催不办,催而不办;既不从命,又不受命。有的党委组织和政府部门给属于本派的人“好说、好办”,不是本派的人“顶着不办”。

  新京报:突破口是如何打开的?

  何载:在至关重要的时刻,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,适时提出了“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”,对毛泽东说的话要正确对待,不能把这一时期说的放到那一时期。这打破了“两个凡是”的禁区,为拨乱反正奠定了大方向,断掉了“拦路虎”。邓小平还提出了“宜粗不宜细、宜宽不宜严、宜快不宜慢”等几个原则。

 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,胡耀邦提出要全党办案,还提出了“两个不管”:“经过实际调查核实,分析研究,对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,不管什么时候、什么情况下搞的;不管哪级组织,什么人定的、批的,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。”这把人们头上的紧箍咒打破了,为平反冤假错案打开了道路。

  谈“实事求是”

  “对个人来说是道德问题,对我们党来说是一切工作的基础”

  新京报:这项工作很庞大也很复杂,办理起来压力是否很大?

  何载:平反冤假错案,影响面大、牵涉人多、案情繁杂,我们很着急、压力也很大。我自己蒙冤了21年,我特别能理解这些申诉同志所受的委屈和盼望平反的急切心情,我与他们感同身受。那段时间,面对雪片似的信件,我们夜以继日处理,每天吃住基本都在办公室,没下过楼。

  新京报:在落实干部政策时,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。你如何看这个问题?

  何载:实事求是,对个人来说是道德问题,对我们党来说是一切工作的基础。我们党群众路线的根基里面就蕴含着实事求是的精神,没有实事求是就谈不上具备调查研究的方法,更谈不上给群众办实事。干任何工作能不能成功,关键是能不能实事求是。

  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非常复杂,影响面大。必须坚持把实事求是贯彻到工作全过程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,以事实为依据,以党的原则为准绳,做到是非清楚、功过分明,使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,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。

  新京报:谈谈“平反冤假错案”的历史意义。

  何载:这是我们全党参与的一项伟大工程,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,贯彻执行的是胡耀邦同志。这么多冤假错案平反,说明只有我们党才有这个胆识、勇气、魄力和能力,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更重要的是,为大批干部伸张正义,解放了干部,为中国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。这批人中很多人很勇敢,投身改革开放浪潮,有的担任了省委书记、省长,大胆作为,对改革开放起了推动作用,维护了中国社会持续发展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拨乱反正,平反冤假错案是一种历史性贡献。

  谈参与扶贫

  “扶贫过程也是解放干部思想的过程,提高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”

  新京报:退休后你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去,是什么缘由?

  何载: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,从小与农民有着深厚感情。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国农村还有2.5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,国家除用行政力量大力扶贫外,还动员社会力量参与。

  我觉得老同志也要行动起来做些事情。在一些老同志建议下,我们组织成立了中国扶贫基金会,李先念任名誉会长,项南任会长,林乎加任顾问,我后来任常务副会长。

  新京报:基金会是如何开展工作的?

  何载:当时扶贫和现在很不一样。最开始基金会筹到钱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,当地人没有脱贫的志向。在甘肃定西,常年干旱,吃不上水,我们动员村民搬到有水的地方。但村民说“我爷爷、父亲都住在这里,我不搬,宁肯穷也不搬。”所以,我们提出口号“扶贫先扶志”,把志向端正。

  随着扶贫工作深入,沂蒙山区人民提出了强烈要求:“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”。在这种观点启发下,我和项南等同志就商定在先进地区和滞后地区间组织实行干部交流。经请示、呼吁、奔波、商谈,决定先从苏南和陕南32个县开始,每县派出2人。为了扬长补短,规定江苏干部去陕南任正职书记,陕南干部去江苏任副职。

  新京报:也就是说,扶贫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?

  何载:对。扶贫工作我们抓住“牛鼻子”,就是解放干部思想,提高对改革开放的认识。陕南的干部到苏南后,在实践中学习沿海城市先进经验,解放思想。苏南的干部到了陕南,带新思维、新做法,对当地干部是一种震撼。但一个很大缺点是不懂得“等价交换”。后来总结经验,我们推动上海与云南、天津与甘肃、福建与贵州等省市干部交流,互相引进项目,培养干部,互相促进、取长补短地发展经济,这也为后来对口支援新疆、西藏提供了参考。

  新京报:举办扶贫培训班留下了哪些经验?

  何载:干部交流激发了劳动模范积极性,江苏吴仁宝、秦振华率先提出“先富帮后富”、“一个地方富了不算富,全民富了才算富”的思想,愿意帮助贫困地区培训干部和人才。

  基金会抓住机会,鼓励吴仁宝、秦振华、鲁冠球等劳模,为贫困地区举办培训班。劳模办培训班意义特殊、效果显著,培训针对性强,教学内容切合实际,也加强了劳模对贫困地区的了解和友情。此外,这些劳模还到穷困地区办企业,带去新项目和先进做法,极大刺激了当地经济发展。

  新京报:你认为当时扶贫工作有哪些特点?

  何载:长期实践中,我总结出扶贫工作有三个特点:一是长期性、系统性,这项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;二是有时代性,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任务,九十年代初期是转变观念,现在我们提倡精准扶贫;三是有社会性,扶贫需要社会力量大力支持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,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。我相信,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下,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。

  新京报:回顾过往,你会用哪些话总结?

  何载:我这一生,饱尝过胜利的喜悦,也领略过酸甜苦辣。走过的路像一条长河,时而风平浪静,一马平川;时而深山峡谷,惊涛骇浪。但总的来说,我是幸运的,只是我蒙受党和人民哺育得多而贡献得少。

  新京报记者 何强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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